安博体育“木造”的温润和感动｜读隈研吾《我为什么要建造新国立竞技体育场奥运会是体育盛会，更是一场大型文化活动。作为东道主，21世纪的日本希望新国立体育场向人们传递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有关日本文化的综合呈现。此次围绕新国立体育场设计和修建，隈研吾先生讲述自己对建筑哲学、时代变迁、人与自然等方方面面的思考，同时也不得不说，隈研吾的想法在当下日本社会普通民众中很有代表性。
如何看待两次奥运会之间的时代变迁？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设计者隈（wēi）研吾先生在《我为什么要建造新国立竞技体育场》一书中，从体育场馆的角度展开思考，以一名建筑家的视角，讲述了他对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现代化的感悟。
隈研吾生于1954年，是战后日本建筑家。他的作品分布世界各地，但在此次东京奥运会之前没有一件是与体育有关。巧合的是，令隈研吾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的契机却是一座体育建筑——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建造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它是当时的奥运会主会场，此次是在原址上新建，因此称为“新国立竞技体育场”。
当时的隈研吾只有10岁，在父亲的带领下站在由丹下健三（战后第一代建筑家）设计的体育馆面前，“天下还有这么壮观的建筑，我发誓将来要从事建筑家的工作。”隈研吾由衷感叹。
成名之后，隈研吾特意将自己的事务所搬到离国立体育馆不远的“明治神宫外苑前”，不仅仅是因为儿时的志向，也因为他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难忘回忆：学生时代，隈研吾经常到国立体育馆旁的“外苑网球俱乐部”打球，晚上在体育馆内还有名曰“体育桑拿”的设施，运动之后蒸蒸汗、来一杯啤酒，叫一碗拉面，边吃边画设计图纸……这对穷学生来说是最高享受。
随着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成功，新建国立体育场开始进入正式议事日程，主办方在设计招标上规定了非常高的标准：必须是普利兹克奖或美国建筑师协会AIA金奖获得者。简单来说，是要达到“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水平。尽管隈研吾在建筑界颇有名气，但也还没达到世界公认首屈一指的程度，再加上他从没有建造大型体育场馆的经验，因此原本就不在主办方考虑范围内。对此，隈研吾本人也没有太执着和在意。
最后中标的是扎哈·哈迪德的方案。扎哈·哈迪德1950年出生于巴格达，是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2004年获得普利兹克奖。隈研吾称扎哈的作品拥有“雄辩之魄力”——世人无不被那富有冲击力的建筑形状所征服。在世界各地，隈研吾和扎哈同场竞标的情况不少，落选的多是隈研吾的设计方案，因为扎哈的张扬的设计风格总是更容易让人一见倾心。她在中国也有不少作品，无一不是所在地区的地标建筑。
但是，扎哈本次的方案并不为日本建筑界和民众买账。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造价昂贵，比原本预算多出一倍，多出的部分不管从什么渠道再筹集，最后都是纳税人的钱，老百姓不答应；第二是设计方案中夸张的未来风造型和华丽的建材，与其所在地区“明治神宫外苑前”古朴宁静的氛围格格不入。
以上争论在日本社会不断发酵，建设方案也几经调整，但还是无法说服民众，最后只能推倒重来。身处建筑界且施工现场就在身边，隈研吾在这个过程中五味杂陈。尽管并不是原方案最激烈的反对者，但他也没有置身事外，因为“外苑的茂密绿荫对我来说承载了太多意义”。所以当接到一家建筑公司“要不要一起干”的电话时，他没有片刻犹豫：“承蒙抬爱，定当不辱使命。”
经过一番折腾，留给隈研吾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他需要尽快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显而易见，在如今重视可持续生态环境的时代，在城市中心仅存的绿地上修建一个巨大的、彰显个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是不得人心的，这时候更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负建筑”。
所谓的“负建筑”，是隈研吾一直提倡的建筑哲学。日语中的“负”在这里不是指“胜负”，而是“屈服和顺从”，意思是建筑应该“服从”周边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进而融合成为一体。为此，隈研吾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调整：
首先将原先设计总高度75米下降至49米，这样和明治神宫外苑周边建筑高度大体一致，不再显得那么突兀。高度降低，但保持3层看台不变，原先也有一种竞争方案是改为2层看台，一个能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2层和3层可是巨大的差别。举例来说，2层看台的设计使得坐在最高处的观众去公共区域要跨越50个台阶，而3层的线 ，按一般建筑换算，那就是3层楼和1层楼的区别。“上个厕所都要走3层楼的话，十分不方便”。
然后就是建材：一种能排除钢筋混凝土疏离感，增进人与场馆、人与人之间亲近感的材料。在隈研吾看来，那就是非“木材”莫属——唯有木材，才能让人们走进心中的那片“神圣绿荫”。如果走进新国立体育场，隈研吾是希望我们立刻被屋顶和顶棚那大量的、巨大的横梁所吸引，“体育场的顶部决定了人们走进场馆的第一印象，人们会被木材的温润所感动，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让新国立成为一座完全不一样的体育场”。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恰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新干线风驰电掣，那时的日本人充满自信、备感幸福。作为“庞大”建筑代表，原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正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它总是容易让人回忆起那个的岁月，从建筑来说，20世纪是混凝土的世纪”。
但今天再看，“为什么非要建成这么硬邦邦、冷冰冰的东西呢？”隈研吾对混凝土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经历了破灭以及阪神、东日本两次大地震，此时的日本打不起精神，整个社会陷入沉闷。“当所有的一切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是那么脆弱和枉然时，那些标榜艺术的建筑是不合适宜的。”
隈研吾在《我为什么要建造新国立竞技体育场》一书中讲了一个小故事：日本熊本地区有一家叫滨田的小型酱油酿造工厂，他们坚持使用很小、很古老的小木桶酿造酱油，借此“工匠精神”与许多大型酱油公司竞争。
隈研吾从2003年开始在修复和改造木桶上一直为滨田提供帮助。2016年4月熊本连续两日发生了6.5级和7.3级大地震，强度规模等同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余震约达500次。在焦急等待12天之后，隈研吾终于接到了来自滨田的电话：“多亏了您，真是太感谢了，（木桶）没有被地震损坏。”
这件事给了隈研吾很大触动，木材是将人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最佳载体：“在不断摇摆的大地上，日本社会曾以木材这样小小的、清灵的、柔和的、温润的素材为核心，温良地运转。以木材为媒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所以，“一定要使用很多、很多的木材”。日本正是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对于木造建筑，也是具备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纯熟工艺。
此次新国立体育场木材使用总量达到2000立方米，材料来源从北到南遍及全部47个都道府县，尤其是“3·11”东日本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东北地区的木材采用最多。“嗨，这木材就是来自我家山上的呀。”隈研吾希望，新国立体育场能带给所有人温暖和感动，21世纪全人类终究还是要在“木造建筑”下寻求“共生”。
奥运会是体育盛会，更是一场大型文化活动。作为东道主，21世纪的日本希望新国立体育场向人们传递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有关日本文化的综合呈现。此次围绕新国立体育场设计和修建，隈研吾先生讲述自己对建筑哲学、时代变迁、人与自然等方方面面的思考，同时也不得不说，隈研吾的想法在当下日本社会普通民众中很有代表性。
《我为什么要建造新国立竞技体育场》整本书不到7万字，但却值得反复阅读，激起笔者希望早日一睹新国立体育场真容的兴味。同时也让笔者看待奥运会视角更加立体：“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精神；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主旨。
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留下什么遗产？隈研吾希望，那是一条小溪、是一片绿荫。“2020年东京奥运会时，想必有很多来到这里，人群中也一定有10岁的孩子，然后说‘我也想成为建筑师’。我幻想这样的一幕场景的出现”。
写到这里，一缕斜阳洒在书桌，木纹从未如此清晰，窗外隐约传来孩子的欢笑……体育是生活，写作亦是生活，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涌上心头，这就是生活中的感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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