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场馆范文10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是国务院于2014年，意见中提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体育需求，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意见包括体育场馆运营机制的创新，积极推进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一体化模式，以求减少繁琐、运营的管理成本，提高场馆利用率和运营效率。[1]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体育场馆结合互联网技术致力于智慧体育、智慧体育场馆平台等，促进场馆管理信息化，提高资源使用率、经营效能和服务质量，通过智能化服务结合周边其他体育产业如体育赛事、体育智能化穿戴促进场馆的经济效益进而推进体育产业有效发展。
“互联网+体育”的热潮逐渐上升，在全民健身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无论在体育场地设施、健身方式还是健身手段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体育产业为此也迎来了巨大的爆发，商业巨头和投资者在体育场馆上也看到了商机，“互联网+体育场馆”也因此而出现。“互联网+体育场馆”是利用先进科技信息技术，在体育场馆运营、体育场馆服务、体育场馆管理等方面以互联网为平台而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生态领域模式，主要是减少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成本、提高体育场馆运营效率，同时方便使用者和管理者，不仅增加参与体育锻炼人数，也提高了体育场馆的产业效益。[2]
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目前我国90%的大型体育场馆处于亏损状态。现阶段体育场馆运营逐渐和互联网技术相衔接，但存在以下不足。2.1场馆缺乏综合性，项目场地分布不均互联网育场馆的预约方便、快捷并服务与消费者，现阶段消费者的主要需求不单单是进行锻炼身体，而是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和休闲。目前大部分体育场馆的综合性较低，并没有专门的休闲区域供消费者进行娱乐，场馆功能单一；在场地方面，有的项目会出现全天无空挡，有的场地无人问津，场馆运用管理者在改造时，并没有抓住消费者的整体需求，造成场地分布不均，消费者出现两头偏的情况。2.2管理人才专业化较低，服务意识缺乏体育场馆的管理及维护是体育场馆运营的一大部分，现阶段体育场馆的管理和维护专业人员缺乏，没有完善的管理及维护观念。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科技下的体育场馆，需要专业的管理人才，不仅了解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知识，而且对体育赛事和体育法律法规相关知识也需要掌握，虽然科技进步加之智慧场馆建设，但是缺乏专业性的人才运用及管理，和互联网、大数据的运用不能有效结合，造就管理上比较复杂。在服务意识上，还停留在传统的表面服务上，并没有深入挖掘服务内容，使用者和消费者并没有得到更加直接、便捷的服务。2.3缺乏共享体育其他资源现阶段互联网的支撑下，体育产业链的发展逐渐扩大。体育场馆作为体育产业的一部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抓住消费者核心需求，与其他资源进行共享，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目前，体育场馆运用者已经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解决体育场馆经营中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成本的改造以及焦急心理，并没有真正坚持发展下去，与一些品牌的冠名、赞助以及体育赛事的直播互动还有旅游、时尚行业并没有真正的共享资源，造成没有形成真正四通八达的产业链。
3.1依托互联网、智慧场馆APP，采取与周边商区、社区共享资源运营思路智慧场馆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场馆的信息化、数据化管理、运营以及服务方面采取智能化方式，以便减少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场馆营销推广，进而获得社会或经济效益。在“互联网+”的依托下安博体育官网，体育空间和互联网技术结合的“智慧场馆”还可以带动周边商区其他产业如餐饮业、旅游、酒店等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增加城市效应，提高经济效应。3.1.1黄龙体育中心场馆2017年12月20日，黄龙体育中心智慧管理系统1.0版正式上线，此次系统的升级只需要通过微信简单的操作就可以进行场馆的预定、会员的充值以及场馆的管理。同样，它也是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进行赛事管理、门票销售、场馆管理、全民健身大数据等为全民健身爱好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体育服务圈”。黄龙体育中心智慧场馆系统的升级，一方面贯彻精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旨在提升黄龙体育中心的体育场馆经营能力，盘活场馆资源，减少场馆运营管理成本，方便全民健身以及经营者管理。[3]同样，2018年5月5日，黄龙体育中心旗下浙江黄龙呼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独家研发的湖州市体育中心智慧场馆数字化运营平台正式上线，此举让湖州市民实现了群众锻炼便利、方便预约、科学健身，截至5月10日上午，湖州市体育中心健身场地订单量快速增加，新增会员数221人，实现营业收入总额超5万元。在互联网时代下，智慧体育场馆的搭建不仅惠民，更有利于经营者管理，提高服务质量。[4]3.1.2华熙LIVE五棵松华熙LIVE五棵松由五棵松体育馆、M空间、HI-PARK篮球公园、五棵松文体广场以及Hi-up、HI-ICE(规划中)冰上运动中心组成，各场地场馆既有区别又有互补，这种群众性体育和商业服务设施存在的智慧场馆无疑拉动周边产业的发展。华熙LIVE五棵松微信等公众号运用sass系统进行赛事、消费者购票分析等，通过让商家合作伙伴或者营销进行票务销售，使用智慧系统数据分析减少人力成本，提高场馆使用策略的制定；HI-PARK篮球公园微信公众号上就涵盖了餐饮介绍，用智能手环就可以进行购买。五棵松体育馆2010年更名万事达中心，2016-2020年被乐视体育冠名，随后又举办各种演唱会、CBA、NBA赛事系列；M空间被“汇源中心”冠名；这种冠名和品牌的赞助使场馆迅速进入盈利状态，不断吸引更多品牌加入五棵松商业圈，为此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流量进行体育和周边商业的消费。毫无关系的两个企业，通过商务的融合点找到了接触点，打破了品牌的的隔阂，共享资源获得经济效益。2016年华熙冠名的华熙LIVE五棵松，通过微信、微博、手机移动客户端进行宣传，吸引场馆周边更多的商家合作提高场馆服务，与场馆周边餐饮、交通、商业资源进行联动，不仅便利消费者，而且为场馆和周边商业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5]3.2从人类文化角度出发，抓住体育消费者的真正需求，转变场馆运营方式。生存、安全、健身、时尚是人类体育文化经历的四个需求阶段。随着生活水平、经济技术以及人们闲暇时间的提高，健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全民正处于健身和时尚阶段：即现阶段体育消费者的心态主要以健身为基础，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时尚的自身形象，达到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享受。场馆运营方式转变为集运动和休闲为一体的休闲运动中心，将时尚、广告、健康各行业进行跨界融合，把体育场馆作为一个平台中心，链接其他各产业进行发展。3.2.1趣运动趣运动是专注运动健康处置领域，致力于打造中国第一品牌运动O2O综合性服务平台。力求为运动者提供便捷、全面的运动以及社交服务，秉承积极向上的运动生活理念，让运动变得更简单、更有趣。每个场馆都包括场地预定时段、场地价格、场馆介绍（场地设施、场馆服务）、生活服务（wifi、培训服务）等；趣运动推出的会员制月卡服务动club；约练、陪练；运动圈；拼场打球以及球局；在场馆预定中可以看到球场的休闲区还存在差距，设有小卖部、室、沐浴室，积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但对于专门性的跨界休闲区域比如椅、洽谈室等还在规划和建设中。3.2.2动网动网是首个面向旅游休闲和体育健身行业，致力于打造健身生活化的全新理念，力求达到资源整合化、体育信息化、健身成本最小化、体育社交无限化。它还是一个综合性平台，实行一条龙整合服务策略，真正为教练、商户、用户建立联系和互动的搭肩出合理的桥梁和纽带，满足不同健身者的需求，积极倡导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健身理念。比如北京市朝阳区体焰羽毛球馆不仅提供用户进行健身，而且设有休闲区，免费WIFI无线网络，各类球拍、球鞋的试用体验等，积极满足消费者线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动网与南通铁人联合推出“一站式智慧体育及大数据解决方案”展，不仅包括智能运动健身器材、设施、运动休闲场所运营管理智慧系统等，而且也提出了如何规划、建设、营销、运营、管理运动休闲场所，为体育场馆和休闲娱乐等场所提供专业的一站式智慧管理服务，让“动，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新的风尚。[6]
4.1结论。（1）现阶段互联网技术下，体育场馆虽有所改变，但还缺乏与其他产业的资源共享；把握不准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体育场馆改造并未成为综合性产业；管理人才缺乏专业性，互联网技术与场馆运营衔接不紧密。（2）体育场馆与互联网平台结合已经成为趋势，比如黄龙体育中心场馆、华熙LIVE五棵松；动网、趣运动等。黄龙体育中心场馆升级智慧场馆系统，提升体育场馆管理，盘活资源、降低成本；华熙LIVE五棵松更是与周边资源进行共享，提升经济效益。动网和趣运动作为一个综合性服务平台，提供场地预定、教练预约等服务，倡导健康的运动生活理念。但是在休闲区方面，动网在2018年提出运动休闲场所一站式服务、规划、管理，积极追求消费者线）在日常管理中运用智能系统管理场馆，依托智慧场馆APP，采取与周边商区、社区共享资源；（2）抓住体育消费者的时尚健身需求，转变场馆的运营方式为休闲运动中心，利用共享信息和共享区域积极促进场馆的营销推广，从而获得社会或经济效益。
[1]彭林.互联网背景育场馆管理模式研究—基于厦门市体育场馆管理思考[D].厦门:集美大学,2017.
[2]朱昆,刘英.“互联网+体育场馆”发展路径研究——以江门市为例[J].当代体育科技,2017(7):161-164.
[5]张榕林.“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场馆”的路径选择——以五棵松体育中心为例[D].北京:首都体育学院,2017.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育场馆设施是体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但反观现实,居民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与体育场地设施相对不足矛盾成为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我国现有的体育场地资源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效用,学校体育设施闲置与缺少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如果这一现象持续下去,不仅难以提高体育设施的使用效率,还会造成大量重复建设[1]。以往研究从管理方式、体制以及人员配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原因的探析。除这些原因外,高校体育场馆的质量、数量及类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发展。该研究利用公品相关理论,对高校体育场馆的供给结构进行研究,以期提高高校体育场馆与社会共享的效率。
供给结构是公共物品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公品质和量的规定性的统一[2]。从这一概念出发,物品的供给质量和数量共同决定了供给的结构,进一步可以推导出供给结构是在供给物品的总规模中,不同类型物品的供给状况和地位关系。高校体育场馆包含了体育场、训练馆、足球场等不同类型场地且数量也有所差别。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校体育场馆的供给结构的内涵加以理解。第一,高校体育场馆供给结构体现了体育场馆质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高校体育场馆质的规定性是高校体育场馆的基本特征,其比如不同阶段高校体育场馆的类型以及哪种类型场馆优先供给等。高校体育场馆量的规定性体现了公共物品构成类别之间的比例关系,即不同类型场馆在总供给规模中所占的比例关系。体育场馆供给的质量与数量共同形成了高校体育场馆的供给结构,两者是协调统一的。第二,高校体育场馆供给结构体现了结构的稳定性。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在一定的时期内,高校体育场馆的供给结构是相对稳定的。比如,广州大学城高校体育场馆,借助于广州亚运会的举办,供给数量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变化,导致供给结构的突变,但在亚运会结束后,供给结构进入了相对稳定期。
随着校园“毒”跑道现象在多个地区频频发生,学校体育场地建设标准及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高校体育场馆质量管理的本质是优化有限体育场馆资源的时空配置,从而为师生,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健康、舒适、安全的体育锻炼环境[3]。但现实中高校体育场馆的质量管理无论是在建设初期还是在后期使用维护上都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在建设质量管理方面,高校体育场馆因用途的多样化导致在建设过程中遵循的标准不同,比如用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高校体育场馆标准,明显高于一般场馆的建设标准,导致标准不统一。在场馆设施的维护方面,目前国家层面并没有关于体育场馆维护、维修的统一标准,很多高校因维修资金的缺乏等原因对体育场馆的维护不到位,导致场馆设施质量出现问题,引发运动安全事故。
高校体育场馆供给数量是完成高校体育教学任务的基本保障,也是学生体育教学权利实现的基本保障。根据教育部统计,截止到2013年教育部批准的高校共有2198所(不包括一校两地办学的)[4]。根据教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数据可以看出,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66.05万个,占38.98%;场地面积10.56亿m2,占53.01%,但其中高等院校仅占有4.97万个,数量占比2.94％[5]。从学校平均占有数量来看,现有的供给数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在实际观察中学生因场地设施不足而不能进行体育活动的现象或等待体育场地闲置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因此,无论是从整体上分析高等院校体育场馆整体占有数量还是从学生可使用的体育场馆设施来看,我国高校的体育场馆供给数量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1提高体育场馆质量管理水平,减少运动伤害事故高校体育场馆的质量问题是保证学生身体安全和运动安全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决定了高校体育场馆的使用寿命。因此,供给质量体现了学校体育场馆供给结构的基本特征。从实际情况出发,当前提高体育场馆的质量管理水平可以从建设和维护两个层面推进。在建设质量层面,国家应根据高校学生的身心特点、大型建筑内在要求以及体育场地设施特点,出台统一的国家标准,对于建筑所使用的材料是否达标、有害气体的控制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在场馆维护层面,国家应该增加相关政策的供给力度。如资金方面,除国家层面的拨款外,应提倡学校利用高校体育场馆的资源优势增加创收,用于场馆的定期维护和维修。同时,在维护维修的周期、标准等方面进行规定,从而降低运动安全事故发生的几率。3.2增加紧缺体育场馆供给数量,提高人均场地面积高校体育场馆的基本功能是完成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训练及比赛任务,在此基础之上与社会共享。无论是用于学校学生的体育教学还是向社会开放,都对体育场馆的数量提出了要求。但供给数量的增加并不是简单数字变化,而更应该从学校需求、社会需求的角度有目的的进行增加。首先,以高校体育课程的需求为导向增加场馆设施数量。高校性质以及办学定位的不同使得学校对于体育课程的诉求不同,比如一些职业院校开展户外拓展课程,就应该增加相应的场地数量才能保证课程质量。其次,以学生课外体育活动需求为导向。调查中发现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这些场地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供给数量不足的现象,但是一些大型体育馆却很少对学生开放。因此,应该从学生需求角度出发增加使用频率高的体育场馆设施。再者,以方便社会共享为导向。居民体育生活方式与学校体育教育的开展有所差别,但高校体育场馆又要承担一定的体育公共服务任务。因此,应该深入分析学校体育教学需求、学生体育活动需求以及居民体育活动需求三者的基础上,调整不同类型体育场馆的供给数量。
高校体育场馆是我国体育场馆设施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体育教学发展和国家全面推进全民健身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研究高校体育场馆的质量和数量,对高校体育场馆在实际供给中的质量和数量问题加以规制,有利于优化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的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高校体育场馆资源的效用,促进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健康发展。
[1]赵修涵,陆作生.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共享的类型与发展[J].体育学刊,2015,22(4):35.
[3]曲明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在高校体育场馆管理中的应用[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2:637.
公共体育场馆的民营化意味着在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上减少政府的作用,增加社会其他机构作用,让民间资本介入到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入市场机制。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并不是为了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作为政府投入的一项公共体育设施,其基本定位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满足运动训练和竞赛,为国家培养体育人才和满足群众锻炼消费需求的。追求经济效益也是为了提高体育场馆的运作效率，更好地发展体育事业，有效地实现体育社会效益。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并不否认体育场馆的公益性。
公共体育场馆国有民营的管理模式主要针对的是政府已经投资兴建的公共体育场馆。政府通过招标、谈判、协议签约后,将场馆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在一定时间内移交某一公司、社团或个人全权管理,场馆运作经费自收自支。也就是说公共体育场馆国有民营模式使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管理者享有经营决策权、人事权、资金支配权和利益分配权。政府不再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也不能无偿调用公共体育场馆的人财物。在利益分配的调动下，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大大增加，从而提高场馆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管理公共体育场馆的负担。主要经营形式有经营责任承包制、租赁制、委托经营等。
国有民营模式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政府将体育场馆的经营权交给企业，减少了后期的营运成本投入，包括维护运营资金和管理费用，还有场租、税收等收入。第二，政企分开，顺应市场经济激励体制，改善经营状况。企业以合同或契约的形式取得场馆的经营权后，在利润的吸引下，一定会积极经营管理，创造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第三，经济效益的激励有助于改善服务质量。民营化后，经营者必须通过改善和提高服务水平来吸引顾客。民营机构与民营机构之间彼此展开竞争,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
公私合营模式主要是针对政府计划和准备建设的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这种模式可以使民间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注入到公共体育场馆的建设及运营中，在利益的转让下，调动民间资本参与体育事业的积极性。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突破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发展的资金“瓶颈”，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体育锻炼需求，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公私合营中常用的BOT模式意即“建设一经营一转让”，是一种融资方式，多运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该模式在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中的应用是指政府与机构（包括国内和国外）的项目公司签订合同，由该项目公司承担公共体育场馆项目的筹资、建设，项目建成后，在双方协议商定的期限内，由该项目公司通过经营权的利用收回投资和获取合理的利润，协议期满之后，该体育场馆的所有权无偿转让给政府，用以支持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公私合营模式具有如下优点：第一，民间资本进入推进了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的改革。民间资本的引入不仅解决了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资金短缺而人均体育场馆消费低下的尴尬局面，而且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资金的多元化局面有利于改变政府包办公共体育场馆的旧局面，推进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第二，产权明晰，提高管理效率。一直以来，我国公共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由于产权的不明晰造成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但是民间资本投资者为了保证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然会引进专业的管理人才，实行现代化的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第三，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和专业的管理人才，必然带来新的维护管理技术的创新，减少不必要的雇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等。从而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事业单位是相对于企业单位而言的，它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是国家的一些分支机构。企业单位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公司和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而现阶段我国的公共体育场馆肩负着产业经营、训练竞赛服务和向社会开放三重任务，既要履行服务的职能，也要履行经营的职能。并且，政府和体育部门要求公共体育场馆必须把服务（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开展经营活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体育场馆作为一种国有资产，它的首要职能就是经营，一切管理活动都应该为经营服务，只有经营好了，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如果一味地强调公共体育场馆的服务职能，势必造成公共体育场馆在资产消耗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金注入，结果只能维持在低资产水平下运行。也就是说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毕竟不是纯粹的公益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的产业化与其社会公益性质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得好,两者是可以相得益彰的。因此,这种模式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公共体育场馆部门自身转变观念：既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体育部门，到市场上去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前景。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体育场馆服务，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
在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中必须认清公益性的主体地位。体育场馆的国有性质和建设目的决定了体育场馆决不能搞成纯企业式经营。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并不等于削弱甚至否定体育场馆的公益性。相反，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体育公益的重要性，体育场馆经营是为公益服务的，更要确保其公益性的实施。
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已是我国发展体育产业的趋势，为了有助于日后的统一管理，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一些列的管理办法。当然这其中肯定要包含怎么解决民营化带来了公益性淡化问题。
部门取得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权后，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可能会做出高于合理价格水平的场馆服务消费价格。首先对于这一点国家要实行相关的价格管制规定，约束其抬价行为。作为经营者应该明白经济效益是需要社会效益来宣传的，所以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段实行优惠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提高市场占有率。以社会效益促进经济效益，并通过经济效益提升社会效益的层次，实现双效互动和良性循环，这是公益性实现的间接形式。
对于经营管理者来说，收益应该是最大的目标。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定期向公众实行免费开放时段可以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吸引消费者，抢占市场。二是吸引潜在消费者，扩大市场份额。三是虽然免费，但服务质量不变，提高消费者满意度，获得好评。而对于公众来说，也切实体验到了公共体育场馆的公益性。这是一个双赢的好方法。
有些经营者为了增加收入，一味地出租场馆接一些演唱会、展销会等商业活动，反而削弱了场馆本身体育职能需求。公共体育场馆肩负的职能是产业经营、为训练竞赛服务和向社会开放。所以体育场馆应合理应用，一方面发挥其公益的性质以满足群众运动和健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发挥经营职能，通过举办比赛等维护体育馆的正常运营，而不是一味的从商业角度出发而改变了体育馆的本身最基本的服务职能。
政府应区别对待公共体育场馆和经营性体育场馆。比如税务部门对公共体育场馆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财政国资部门将收取的“国有资产占用费”返回给公共体育场馆；国土部门对公共体育场馆建设应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并在“土地有偿使用、转让金”方面按公益性标准优惠收取；市水电部门按公共事业或较优惠的水电费标准收费。
[1]国务院研究室科教文卫司、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体育经济政策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3]谢萍萍陆亨伯:公共体育场馆的高成本运作及其民营化改革[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6
体育场馆是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载体，是全面建设小康体育的必要组成。高校体育馆与社区体育乃至全民建身的有效对接，不仅丰富了居民体育锻炼的渠道，也提供了满足全民建身的载体，拓展了学校体育场馆资源盘活的形式。基于此，高校和体育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就要创新理念、重构业态，通过延伸场馆使用权、管理权，引入全新管理理念，提升高校体育场馆利用效度。
高校体育馆与社区体育、全民建身的对接，引发了公共体育服务场域生态重构，影响了居民从事体育锻炼的热情和积极性，造成公众与高校场馆管理方互动更为频仍，期间发生意见分歧也渐成常态，全民健身生态系统被重构。1.1公共服务理念引导高校体育馆管理转型。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就掀起过政府行政改革浪潮，也即新公共管理运动。该运动旨在将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交由社会力量承担。高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初步试水，成效一般。然而，进入到21世纪，移动互联网催生了“掌上场”，民众参与行政能力与公共服务变革模式灵活多样，高校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管理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一方面，高校试水向公众开放部分高校场馆，导致受众群体黏性陡然增大，场馆运维饱和或半饱和；另一方面，地方体育管理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将高校体育场馆开放纳入到公共服务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说，政策层面与高校层面交互作用，革新着全民建身的活动场域，也对社区公共服务的结构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适应上述变革，高校体育场馆只有积极融入服务公共化、管理智能化进程，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例如，面对智能手机普及形成的形态各异、多样竞争的态势，上海、江苏等地高校体育场馆开始借助融媒体平台、云计算、大数据、VR/AR，悄然布局体育场馆领域。河南大学体育馆也发展其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新应用，借助移动互联网催生的新平台、新业态，融合管理的迭代升级，实现从管理、架构到流程、机制全面创新，其对于高校体育场馆管理水平提升凸显出来。1.2社区居民参与权与表达权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理念重要前提是公众参与管理和表达权的保证，这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公共体育服务视角下，保障上述权利是落实相关政策要求、加强双方沟通的必然举措，也是有序扩大公民体育锻炼、整合全民健身力量的重要保障。换言之，在高校体育场馆开放的大背景下，高校体育馆管理方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密切。尤其是，移动互联技术迅猛发展，使居民参与沟通互动的热情更为便捷，公众表达权得到前所未有提升，更加有助于推动高校体育管理方与公众的互联互通，提升高校管理者和公众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居民并不能完全代表全部社会群体的意见，他们更多地展示了具备锻炼意愿、能够独立锻炼的群体话语权，这给高校体育场馆加强科学管理留下了提升空间。1.3合理缓解双方意见分歧成为常态。公共体育服务视角下，囿于政策、观念、经费、安全等方面产生的问题，日益成为个体自我表达与社会参与争论的焦点，引领高校体育场馆管理迈入更为多元化、多渠道发展路向。然而，开放政策落实与否、观念开放到位与否、经费保障可行与否、安全管理健全与否等，都影响了参与方的自我认知与表达，改变了高校场馆管理方与公众体育锻炼参与的方式与路径。当个体遭遇与其身份及需求相关或隐射的事件时，公众情绪弥散性就会瞬间触发个体自身的应对机制，观点分歧与话语冲突就在所难免了，高校体育场馆管理的要求更为复杂多样。从公共管理角度来说，话语冲突是对“标准语法”的不满和“个体语法”的觉醒。前者往往对后者造成一定压制，后者目的是为了营造多元的表达渠道。基于此，高校体育场馆在监督和价值引领上，需要密切关注上述意见分歧的性质，究竟是纯粹自我表达还是涉及公共利益诉求、是主动提升参与效能感还是被被动裹挟、是温和诉求表达还是行为失范，是致力于建立话语共识还是缺乏规则的拉锯战。
上述现状要求高校体育场馆在范式理念进行系统更新，通过平衡场馆过载与筛选治理，理顺技术至上与公共属性，最终寻求到共识与认同。2.1平衡场馆过载与人员筛选治理。场馆过载，是场馆开放后造成的场地使用空间与频次的突出特征。在高校体育场馆开放的背景下，各类社区居民和社会人员的加入层出不穷，改变着个体参与锻炼的模式，也考验着高校体育场馆的应对策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表现为场馆超载，本质则是体育锻炼参与途径的不足。因此，对于高校体育场馆管理方而言，尽管相关治理的步伐在提速，仍然要正确取舍、保障平衡。事实上，在确保创新与自由的条件下，通过大数据来测定人员流动特征，筛选过人员路径，形成全新的理念。概言之，通过过滤机制，高校体育场馆能够对人员甄别筛选，以便有机聚合信息，并在相关信息节点间建立联结。上述过程的循环往复，就完善了高校体育场馆管理的网络建构与重塑，进而有效缓解过载带来的焦虑，彰显出高校体育场馆的引导价值。2.2理顺技术支撑与场馆公共属性。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催生了移动化。在移动互联时代，数据内容、平台、理论实践都因技术提升全面发展。高校体育场馆平台也要借助用户大数据信息分析与行为统计，推送相关的内容生产。另一方面，体育场馆的公共属性要保持。技术本身并无好坏之分。然而，大数据技术发展却推动了体育锻炼转型。并且，随着各型终端兴起，技术与伦理、把关与主导、转发公共性与引导性等问题都凸显出来。高校体育馆对于锻炼的管理，凸显了场馆公共管理的专业属性。要切实采取措施，协调弥合大数据技术支撑与场馆公共属性之间的矛盾，弥合经济效益与公共服务之间的矛盾，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间寻求平衡点。2.3寻求共识与塑造认同。随着高校体育场馆开放转型，居民参与锻炼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着变迁，并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产生建构效用。公共体育服务语境下，如何弥合高校体育场馆管理方与民间场域，使二者同频共振、互相促进，给高校体育场馆管理带来挑战。实际上，高校体育场馆在新的传播实践中已经通过对社会发展议程设置，彰显了主流价值、发出了权威声音，构建起良好地引导体系。这一理念可以概括为“主动出击、寻求共识、塑造认同”。其中，坚持平等与对话是基础立场，强调在尊重受众话语权、表达权的前提下平等开展理性对话；主动出击强调观点权威、解释主动、语言平实，以便寻求到线河南省高校体育场馆管理的的优化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河南省高校体育馆管理要从服务职能、平台构建、价值内容、技术支撑等策略入手，进行相应措施提升。3.1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一方面，管理制度要更为务实。公共体育服务背景下，社会体育发展进程加速，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发展。高校体育场馆既承担了教学任务，也要为普通受众提供服务。传统的管理方式要逐渐让位于科学的管理方式方是正举。另一方面，责权利功能划分要凸显。过去的体育场馆管理强调方针政策的宣传，多邀请专家对于政策进行解读，更多强调的是某些宏大主题的宣教，实现新时期监督的可接受性，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举例来说，管理部门、学校、居民要切实明确各自的责权利，体育场馆的开放要有序、有章；同时应该建立明确的奖惩机制和考评措施，确保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与管理纳入到学校的日常综合管理考评中，充分调动学校参与整个社会全民建身运动的积极性，提高其服务民众的热情，通过多种手段、多个渠道，既普及了常识，也引领了高校体育发展正确方向。3.2坚持服务优先，强化常态精细管理。全民健身时代，体育锻炼安全与治理方式、社区区民参与锻炼权限都是值得高校体育场馆关注的时代命题，面对某些因管理无序性和理性缺失造成的弊端，高校体育场馆监督要实现常态化与精细化。首先，常态化。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依托，明确管理平台与公共服务平台治理范围、水平和层次，奠定了管理价值引领的技术优势。正如，我国高校体育场馆一般分为室内与室外两种，室内的主要是健美操、羽毛球、网球等，室外主要是篮球场、田径场、足球场等。对于不同的场地，应该采取不同的运营管理理念，并进而使之常态化。其次，精准化。精准化是相对于宽泛化治理而言。借助互联网技术，秉承开放与共享的理念，实现了场馆治理精准化，运行规律随着大数据的挖掘显现，实现了监督与治理领域诸多新突破。反之，倘若高校体育场馆缺乏精准介入，就无法及时矫正高校体育馆监督的匿名性、掌控难、无序性等缺陷，得不偿失。3.3坚持多措并举，强化公共平台构建。一是充分发挥高校体育场馆平台阵地优势。高校体育场馆要充分发挥受众广、公信力强等特点，围绕民生、服务居民需求，把握群众体育开展和场馆设施管理维护的难点作为突破口，向参与受众及时推送权威的参与信息，化解参与者可能产生的误区，破解在开放过程中对于安全的担心，满足不同受众的锻炼需求。同时，要充分发挥高校体育场馆在服务上善于做深做细的作用，发挥其权威性、后发优势，适时引领提高管理服务的效益做大化和权威性。例如，河南大学通过购买相关的安全保险，来作为对于安全工作的有效防范手段。具体说来，安全保险分为两个部分，既包括体育设施的保险，也涵盖了锻炼居民的人身保险。通过上述安全保险的购买，最大程度降低了居民锻炼的风险，也提升了体育场馆设施的使用效率，避免了因为事故而产生的双方的纠纷。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推进体育场馆锻炼平台建设，通过移动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的全面融合，确立移动化管理的发展战略，加强场馆开放与反馈的公开，提高社会监督的广度与宽度，着力打造全新的体育场馆错峰使用生态系统，更好地服务用户并实现价值。3.4坚持双向互动，加强沟通构建。第一，高校体育场馆必须重视与参与锻炼民众的互动。要充分发挥高校体育馆运行机制高效科学的特质，迅速汇集参与大众的态度与意见，并尽快转化为改进措施，进而对于产生问题进行有效监督，敦促问题尽快解决；同时，要充分发挥高校体育场馆的指导性，在观念上增强锻炼的客观性、公开性、公正性，提升高校体育场馆的供给认可度与民众参与满意度度，起到有效的全民健身推动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要采取传统沟通与信息交流相互融合的方法，将高校体育场馆与新媒体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既保证沟通信息的时效性，也确保沟通效果与影响的正确方向性。当沟通出现某些偏差时，高校体育场馆管理方要及时予以纠偏，有效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引导整体的公众越走越好；当因体育场馆开放、居民锻炼损伤等安全事件、问题发生时，高校体育场馆也可以及时借助沟通的力量，不断放大自己的声音，确保和导向广泛而稳定地得以传播。例如，河南高校体育场馆开放的实践中，因为高校体育馆供给方式、居民锻炼观念的影响，部分场馆开放的层次、参与水平、收费标准等问题都曾引发较多的争论，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的焦点。此外，因为高校体育场馆开放而导致的居民锻炼损伤，也曾产生较大的舆情，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然而，只要能够破除观念束缚，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掌握发展路向，高校体育场馆引导开放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得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自1985年全国体育场地建设以来，我国体育基础设施综合功能进入较快发展时期。与1995年第4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相比，2003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的普查数据显示，与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相比，全国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共增加了11．8亿平方米，增长110．28％，场地面积共增加了5．5亿平方米，增长70．51，我国现有850080个各类体育场地中，体育系统有18481个，从投资规模、场馆数量、占地面积、人均场地面积等数据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3］。以2012年底全国总人口135404万人（不含港澳台地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2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0．871平方米，1914．5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为141．39元。从表1可以看出，近30年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建设各项指标有较大的增长，场地规模不断扩大、建设资金投入步伐加快、人均场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场地数和人均场地投资额等指标均有了很大的提高。表1可见，公共体育场馆主要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场馆规模大、功能多、综合服务能力强，如何使政府财政投入产生公共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供给，对各类公益性体育设施具有独特的导向示范作用。供给与需求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资源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消费观。作为政府改善城市体育基础设施环境，为居民体育消费的不断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及服务保障，体育消费需求在2008－2013年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快速增长。中国城镇居民在运动娱乐方面的人均消费支出已从280元增加到450元平均增长20．2％。2008年全国居民用于体育用品的支出位于消费支出的第5位，居于住房、教育、购车、电器之后［4］。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体育参与方式呈多元化、多样化和非组织化，基层群众体育组织占体育参与者27．3％，大多数体育参与者是在非组织条件下自发进行的。这与城镇居民参与体育消费方式有关，表明群众参与体育活动是一个多因素过程，其中决定因素之一是场馆资源供给环境与服务功能有关。随着我国城市化社会变革，2012年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率达到51．3％［5］，城市化生活节奏使人们日常从事体育活动环境空间扩大，体育健身场馆综合服务功能也得到扩展。目前我国的体育人口已达到人口总数的37％，比2008年提高了3％，体育人口（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低于3次）的增长变化以及体育健身项目日趋城市化。
体育资源是公共体育场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资源是通过各种体育产品满足公民体育需求的重要公品，其本质是公益性的。体育资源在体育场馆文化展示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作为训练、竞赛和体育活动场所公共体育场馆，在群众体育开展的项目既要符合大众健身特征，又要兼顾公益性资源需求，经营主要依托产业资源探索市场运营和产业开发的多种经营之路。体育场馆在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国民体制健康测试、全民健身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培训，成为满足大众多层次、多元化的体育需求服务导向，更多地承担了展示体育文化公益性形象。如公共体育服务在健身技术指导、项目推广和组织管理方面表现出群众性、公益性和社会性发展趋势。2008－2010年大众体育健身场所以年均30﹪增长率，健身消费选择公益性体育场馆的比例明显高于盈利性体育场馆［6］17－21。2008－2013年，全国城镇参与体育活动场所呈现出体育健身休闲消费市场需求面广、参与群体众多以及数量庞大的另一个连锁问题是体育活动需要大量场馆。从根本上解决公益性体育资源需求日益增长和公益性体育场馆不足的问题，这无疑对公共体育场馆提供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形式和内容的过程中，面临公益性需求的挑战。如提供高水平竞技表演服务，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健身消费者技术讲座或现场指导，学生体质监测、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体育资源公益性的重要作用。
结构整合、功能分化建立政府和经营主体相互关系，是公共体育场馆市场运行机制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体育资源重新整合，在服务于社会的同时，引导公益性项目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多地承担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形象，对于公品公益性社会影响广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运营机制就是发挥市场运行机制基本要素，把公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政府兴建体育场馆的公益性定位。国家体育总局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体育场地数量比较丰富，比较各区域体育场地规模可以发现，经营主体受限于运营机制偏离市场因素，与资源的公益属性不符，是当前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的共性。由于多数场馆在建设设计较多考虑比赛功能和经济功能，大型体育场馆设施档次高、投入大、经营管理费用居高不下，以盈利性为目的追求经济效益的项目设置表现出，经营功能大于服务功能，限制了场馆的多功能利用率。尤其是场馆人力资源配置缺乏公益性意识，场馆非营利项目比例小，场地运营空间不足，资源开发利用潜能未能发挥资产的市场价值。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这种具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公品消费需求效应开始发挥公益性影响作用。
运动项目是体育场馆的基本形式，从公益性项目设置内容来看，在面向社会开放上体育健身项目始终占据较重（见图2）。体育类经营项目几乎覆盖了目前开展的所有经营项目，包括球类和游泳等健身项目，均为体育健身项目设置具有代表性的元老级项目。经营效益最大的项目依次为，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包括健身需求大的武术和五人制足球等体育休闲健身项目。其中，器械健身、健美操、太极拳、太极扇、保龄球和网球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便逐渐成为覆盖率较高的全民健身项目。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虽然是传统群众性比赛项目的时间相对比较早，但在北京奥运会后这些基础性和观赏性体育竞赛项目，作为体育场馆项目设置呈现健身化趋势。在对公共体育场馆运营项目增长情况分析后看到，经营主体受限于成本效益因素的影响，以盈利性为目的追求经济效益的项目设置表现出。收费价格高于运营成本，经营功能大于服务功能，与公品资源的公益属性不符，非盈利项目成短板。依据公共体育场馆公益性资源配置、经营环境、项目设置、收费价格、收入分配（利润）、产品与劳务等运营成本，人们的体育行为对公益性经营的公共体育场馆在开放时间、设施功能、产品供给、营销手段、收费价格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反映不同体育消费方式和意向，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经营主体多元化和经济运行市场化，政府集中统一分配体育资源的体制已被打破，促进社会资源重新整合；其次，场馆经营外部环境的不断发生变迁的过程中收费价格与公益性项目设置的矛盾日益凸显，加之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分化，人们体育消费层次需求也在改变消费结构，而且城乡居民参与体育健身消费观念更热衷于公益性场所。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的发展、协调的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此视角，公共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应具有的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公共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是以公共体育服务为保障的发展。体育场馆设施虽然以竞赛、训练为主，但它的根本目标是推进体育文化强国建设，满足公民公共体育服务公益性需求的公品，发挥体育资源优势，强化公共服务功能分化升级。第二，公共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服务性，公益产品、公益活动归根结底取决于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共性。第三，公共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注重文化、资源、环境发展的协调性，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基础。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公益性资源需求对公共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
目前，我国大型体育场馆赛事参与者多、规模大、功能强、社会需求日增，包括活动内容、形式、场地等涉及人群面广。2011年体育系统所属752个大型体育场馆中，场馆结构、利益结构、服务功能由保证赛事到产业经营的结构转型。强化服务功能，弱化行政职能，资源供给方式由政府集中管理统一分配资源的体制机制已经打破，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源泉。公共体育场馆在肩负项目训练保障外，向社会开放、体育培训、信息开发等方面完善服务功能，如国家奥体中心所属30个训练场对外开放的有27个，为群众提供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游泳等各项健身活动场地，开放率达到90％，2008－2010年每年接纳前来健身群体300多万人次［7］，在经营结构上，由技术、餐饮、休闲服务为主，在服务功能上，逐步转变以场地租赁经营为主，向体育文化创意为主体的转变。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共体育场馆功能分化存在现有行政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根本改变，需在市场运行中结构功能得到进一步分化。产品消费市场是由供给到服务，由单一政府供给资源向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转变。可见，公共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功能所引致场馆功能分化转移升级，必然产生体育服务产业自身内在的、深层的结构转型发展。
我国全民健身计划主要靠各级群体部们组织实施。一些部门仍以组织群体活动次数、参加人数多少等作为判定群体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而全民健身工作往往流于形式，结果造成广大群众的体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另外，这种组织起来的群体活动往往成本过大，群众既无参与的愿望又缺乏持续支付健身活动消费的愿望，导致有效体育需求严重不足。制约我国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的根本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慢，体育产品消费价格增长快；二是缺少公共体育活动场地设施，无法满足低端收入体育消费的需求；三是体育资源市场不健全，没有统一收费价格标准。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有55％的人每周参加过一次或一次以上体育活动，其中，选择收费场地健身的青少年占1／3［8］20－22，而中老年则是免费健身场地的主体，占51．2％。这说明人们健康意识正在加强，同时也表明不同年龄的个体有不同的看法和需求。虽然选择体育场馆健身群体比例有所增加，但是，体育场馆依然受到有效需求不足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花钱买健康的体育参与行为存在差异，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极不平衡；另一方面，消费愿望、资源分配和服务功能则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使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公益性受到人们的质疑。述几方面需求表明，有效体育消费需求不足，势必会给公益性体育资源有效需求带来新的挑战，长此以往不利于公共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
稀缺资源、缺少公益性的价格机制无疑会影响体育场馆经营本身的公共性，降低公品市场关注度。公共体育场馆公益性是核心，其魅力在于项目设置非盈利性、公共性以及运营管理中提供公益性体育服务，在于它能带给消费者技术指导和健康讲座服务，产生强烈的健身刺激和健康体验。如何发挥体育资源优势，培养与掀起公众日益增长体育需求，把民众关注的目光引向公共体育场馆，已成为场馆自身和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公众和社会对公共体育场馆的关注度，关乎运营本身一系列市场开发，包括根据不同对象向公众提供低成本服务或免费服务，通过电视媒体作公益性广告，吸引商业赞助等，而相关市场开发正是公共体育场馆得以长远发展的必然之路［9］15－17。同时，现代体育场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运营本身，运营的作用上升到体育赛事表演市场与城市服务产业相关联。公益性体育场馆项目设置一旦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必然影响公共体育场馆的总体形象以及借助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扩大和提升公益性认知度，从而使加速城市体育产业转型发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公共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主要包括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内环境）与公品社会需求（外环境）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则缺乏可持续性的基础。目前，我国体育场馆管理机构主要是：省市体育局场馆（场地）管理中心负责组织管理，由自主经营、企业经营、合作经营等多种管理模式；政府、体育局联合企业合作运营管理，如国家奥体中心发挥体育资源优势举办体育竞赛、文体表演、群众性全民健身运动会等社会公益活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政府模式，在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众之间构建一种新型的公益性环境系统。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在环境创造资源过程中形成新的可持续的资源环境。我们可以根据公品公益环境对体育消费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具体的表达，它既能够体现出以政府为主导供给主体的多样性基础作用所具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也能体现出体育消费活动的有效需求，从而集中反映出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环境服务系统，使公共体育场馆公益性持续得到体制的扶持，持续成为全民健身计划中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体育资源的公益环境，政府服务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作为政府基本职能，保护公共资源环境是体育场馆公益性运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体育权利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政府调节职能和服务职能，着力保障体育资源改善民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表明，体育场馆设施成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保障，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于群众体育活动内容、组织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利用健身路径和体育场馆成为健身群体主要选择。公共体育场馆规模大、功能多、服务范围广、社会功能特殊，对强化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具有重要意义。强化政府服务职能从根本上讲，公共体育服务要符合公品公益属性和公共利益。作为体育文化展示舞台，公共体育场馆不以盈利为目的，不能超越公益性资源供给形式和内容，如全民健身体育活动、群众体育赛事等项目，通过政府功能分化与场馆结构功能整合，强化服务职能，弱化行政功能，形成公共体育服务公益性理念。虽然体育场馆资源空间有限，公益性项目设置要符合并反映社会价值标准要求，既要兼顾项目对经济发展整体的影响，也要体现项目直接服务对象的公众利益。因此，必须将商业性项目或盈利性经营项目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市场经济体制运用价值规律、供需规律和竞争规律为基本方式来配置资源，必然滋生一种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不但使产业领域面对市场运营，而且体育领域也面临一种新的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对体育产业领域内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形成和强化，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体育场馆属于资源型产业，法律监督评估机制对于市场运营的体育产业有现实的意义。因此，公共体育场馆公共体育服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及监督机制。体育部门要充分行使对体育场馆的监督职能，制订并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加强对各级体育场馆工作的评价与表彰，将管理工作制度纳入各级体育部门考核目标。可以通过建立政府评价与社会评价并行的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评价体系，从不同侧面评价运营管理的综合效益。
传统的体育场馆经营的手段较为单一，侧重传统体育的健身娱乐项目的表现，营销过程中具有健身娱乐特色和专业性质的营销手段及手法较为欠缺。目前我国大部分体育场馆的经营方法都较为落后，经营手段单一且很一般，营利性不高。就各类体育场馆的设施利用率而言，总体都偏低，无论是项目场地还是器材设施。根据目前体育场馆所存在的问题选取合适的、科学的经营模式是解决我国体育场馆经营欠佳的一大难题，目前影响国内体育场馆经营的因素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体育场馆自身的条件是影响其经营模式的主要因素，其自身的规模和能提供的服务，包括可以提供的运动项目和场馆的面积，配套的淋浴室以及室是否完备等。努力提高自身的条件，大型场馆实现自主经营，既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又能减轻政府的负担。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体育场馆的地理位置是影响其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这一机理在我国同样适用。体育场馆、场所分布的不同，如热闹的市区或者人烟稀少的郊外，其对应的经营模式也会不同。靠近社区的体育场馆宜交由社区自主经营，靠近郊外的则由政府作为负责主体较好。(1)体育场馆的潜在服务对象。一个体育场馆在设计营建之初，其定位和服务对象都决定着其以何种经营模式为佳。最初的经营定位主要是通过其经营内容来表明，如以全民健身为主还是以竞赛表演为主，对此提供相应的特色服务，选取相适应的经营模式。体育场馆的经营还涉及目标顾客的选择，如体育场馆的服务对象定在高收入人群，那么其经营模式宜选取专业化的企业经营模式。(2)当地的消费水平。体育场馆在营建之初应当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对后期的体育场馆所采取的经营模式也有重大影响[2]。如果当地居民消费拉动不足，再先进的经营模式也是徒然。研究表明，人们只有在收入能满足其生存消费时，才有能力和兴趣享受体育消费等。我国体育场馆的经营模式可以根据以上的影响因素，再结合最初的改革目标以及具体情况作系统而全面地可行性分析，再选取适合的经营模式。
日本及欧美发达国家体育发展较早，加之公众的需求较多，目前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体育场所经营模式理念。主要有如下三种：休闲式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模式、竞技式(商业性)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模式、混合式公共体育场所的经营模式[1]。欧洲的俱乐部是一种休闲式的体育场所，基本都属于运动场馆，先由政府投资建设，再交由当地的企业家进行俱乐部管理，且后期的维护等费用由俱乐部全权负责。俱乐部采取会员制，其运行经费和盈利都来自会员所交纳的会费以及广告收益等。这类经营模式能够降低政府负担，管理更加专业灵活，有利于全动发掘出优秀的运动员；竞技式的公共体育场所对应的是大型体育场所，主要用来举办较大规模的体育赛事，也是由政府新建，再交由民间的财团进行经营。这类经营模式以盈利为主，更为商业化。政府每年都可以收取一定的租息，能够满足大型赛事的需求，提升运动技术的水平促进职业运动的发展；混合式的公共体育场所经营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由当地政府提供建设用地，由投资者竞标取得建设资格并获得经营权；第二种为政府提供建设用地吸引建设者前来投资进行建设体育场馆和相应的饭店和超市等服务场馆，但其馆权仍属于政府，政府可收取一定的租金。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优化健身场地设施投资结构，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健身设施建设，落实国家财税优惠政策；加强健身场地设施管理与维护，坚持建管并举，提高健身场地设施使用率。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及《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均明确提出，在完善体育设施方面，各级政府要结合城镇化发展统筹规划体育设施建设，合理布点布局，重点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场馆、公众健身活动中心、户外多功能球场、健身步道等场地设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体育事业的部署和要求，加速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天津市于2015年启动为期4年的“全运惠民工程”。印发了《天津市体育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以“全民全运、全运惠民”为总目标，秉承“绿色、节能、环保”的理念，建设了一批高标准的体育场馆和运动会配套设施。以满足竞赛要求为基础，促进“全运惠民工程”的推进，实现天津体育产业发展思想的突破。
大型体育赛事本身将形成一个区域性的临时资源配置中心，吸引整个城市的支持和能量，从而带来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建设选址既要考虑城市资源的平衡配置、后期的运营管理，又要考虑市民利用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2.1着重高校。将体育设施分散在城市高校更易于促进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并且意味着花费巨资建造的体育场馆的后续利用问题得到解决，场馆后期管理运营难度大幅降低。天津全运会高校承办比赛比例及新建高校体育场馆比例均高于第十二届全运会。2.2重点打造。静海区虽经济发展相对靠后，但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新建的天津体育中心小轮车场、射箭场、垒球场、橄榄球场、足球场均位于静海区健康产业园内。作为一个多功能、综合型比赛场地，赛后可用于专业运动员的训练，承担着天津市竞技体育发展的重担。2.3突出优势。天津市在中心城区着重改扩建原有体育场馆，在环城区和近郊区重点建设多个体育场馆，建立起大都市体育场馆的复合结构，迅速地改变了城市基础体育设施面貌，加速了体育产业的升级。对东疆湾景区和海河进行提升改造，改善城市面貌、打造城市亮点、提升城市影响力及综合服务功能。
天津市体育设施门类基本齐全，具备举办全国运动会和国际比赛的能力。但其城市公共体育服务设施仍然有待完善，场馆功能也应由单一功能化转向多元化、专业化转向群众化、封闭化转向开放化。3.1满足区域居民使用的区域中大型体育场馆。天津市全运会新建综合性体育场馆共12座，均配备齐全的附属设施。甲级大型综合性体育馆和甲级中型综合性体育馆分别位于武清区和宝坻区，设有活动性座席，在无比赛时间收起可扩大场地空间，赛后可作为区域内的体育中心，既能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又为对外进行大型文化体育交流建立更好的平台。3.2满足高校师生及周围居民需求的高校中小型体育场馆。新建高校综合性体育馆均设有约1/4的观众活动座席，可根据需要改变场地大小，赛后可用于大学生的日常教学、专业训练等，还可用于群众体育活动，体现“全运惠民、健康中国”的主题，服务社会的同时改善了天津市基础体育设施条件。3.3满足竞技体育发展需要的专业性场馆。天津体育中心5个专业性体育场由于项目原因，并未设立太多观众坐席，占地面积也不大，但均配备运动员休息室、裁判员休息室、兴奋剂检查站、贵宾室、新闻厅等附属设施。引进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天津体育中心还配备供群众游乐、健身的体育公园以及供多种演出使用的专用舞台，可提供就业机会、丰富居民文化生活。3.4促进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的外放场馆。环亚马球公园、海河春意桥至海河桥河段、蓟州国际度假村及滨海新区东疆湾景区作为市场化运作项目，使该处附属功能用房及相关设施齐全，结合赛事需求搭设部分临时看台，方便节约。借助全运会影响力，打造集健身娱乐、休闲度假、旅游为一体的城市风光，进一步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发展，完善城市面貌。4天津全运会新建体育场馆融资情况场馆的建设与融资直接影响赛后运营。场馆建设投资巨大，举办高水平赛事对城市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天津全运会新建场馆中，区域政府与学校共同出资建设9座；区政府投资（建设单位自筹）建设7座；社会投资建设4座；市政府投资建设1座。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是第十届全运会的3.58倍。此次场馆建设拓展了区校合作，PPP、社会直接投资等多种社会融资的方式。通过引进社会力量和资本，发挥社会体育组织作用，积极推进天津市体育市场开发。
后期运营中应完善体育场馆免费开放政策，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中小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价开放，提高场馆开放率，推动全民健身的发展；充分发挥高校场馆的优势，提高师生身体素质的同时，注重管理团队、人员的培养，利用自身优势打造品牌赛事，推动高校体育服务业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于区域人口优势不明显的场馆，应加强关注，充分完善场馆的基础设施，对其教学、健身、竞赛或娱乐等功能进行深度发掘，防止场馆闲置；打造专业性体育场馆的名气，提高其引进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举办高影响度的赛事方可吸引社会资本，由此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场地设施的管理运营，发挥社会体育组织作用，带入更加专业的运营方法，通过社会资源推进城市体育市场的开发，以此推动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
[1]杨越.体育强国:未来1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体育事业的需求[J].体育科学,2010(3):3-10.
[2]王洪利,王桂达.第11届全运会场馆建设及赛后利用的成果与问题研究[J].建筑经济,2013(11):29-32.
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所谓需求，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一种商品价格同这种商品的购买量的关系。”特别指出的是，消费者在某一价格下对某一商品愿意，而且可能购买的各种数量，即为有效需求；西方经济学的供给是指“把生产者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按照每一可能的价格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的某一商品的各种数量叫做供给。［1］”供给，是指在某一价格下厂商希望出售的商品数量而不是实际出售的商品数量。厂商在某一价格下愿意且能够出售的商品数量即有效供给。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对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能够进行一般性概括，而对公共体育产品而言，公共物品需求的判定是困难的。从需求主体看，需求分为个人需求、群体需求和公共需求。公共需求是相对独立于个人需求和群体需求的社会整体需求，是以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为基本表现形式的普遍要求，本质上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利益。公共需求的特点是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多样性、成长性和主体性。公品有效供给的关键在于消费者按自己从公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真实的表示自己对公品的需求，从而相应地承担公品的成本。这也正是公品有效供给的困难所在。如果消费者所承担的公品成本取决于自己申报的从公品中获益的情况，那么他就有可能隐瞒或从低申报自己真实效用水平。这就会使公品实际供给不足。相反，假设当人们会夸大自己的需求，结果导致公品的过度供给。所以为解决公品有效供给问题，要知道较准确的供给量，就必须设计出一种机制，能够准确揭示人们的偏好。
在市场运行中，体育产品供给受需求制约，需求也受供给制约，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也没有供给。供给与需求，都受价格影响，同时也就表现出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于公共体育场馆的需求状况，可以从产品价格、消费者偏好、消费水平来分析。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各种类型的城市家庭研究后得出结论：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它不仅决定着消费支出的数量，还决定着消费支出的结构。对于公共体育场馆的健身娱乐消费而言，有效需求是指既有消费愿望又有消费能力的需求以及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实现有效需求关键在于实际购买能力，这从消费支出的数量中可以反映出有效需求的程度。从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结果显示：家庭体育消费在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所占的比例较小，在最主要的11项消费项目中购买体育比赛门票和购买体育器材分别为7.4％和15.9％，居第5位和第9位。我国城乡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全年体育消费平均为397.37元。在2000年城乡居民家庭在五个方面的体育消费情况来看，与体育场馆设施有关的消费分别是“去体育场馆参加活动”和“购买体育比赛门票”，分别为56.78元和17.85元，占总体育消费额的18.77％［2］。在1996年加拿大体育消费基本情况中，家庭年体育消费总额为958美元，其中，观看体育比赛的支出为37美元，体育休闲设施的使用费为281美元，会员费为122美元，其他设施使用费为118美元［3］。在对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进一步调查中显示，消费者所承受的价格能力较低，按目前的消费水平，公共体育场馆每次消费承担的价格水平主要位于5-10元之间，价格过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居民体育消费支出较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公共设施的低价或免费消费减缓了消费支出水平［2］。最近的调查显示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价格最低22.9元／h，最高488.5元／h（见表1）。职业联赛租赁体育场的价格为每场10-30万元，租赁体育馆的价格为5-10万元左右。从中外体育消费水平比较来说，目前我国体育场馆产品消费额较低，体育场馆产品市场发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基本还处在起步阶段，我国体育场馆产品的有效需求水平不高。究其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地区性差异。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乡镇、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到体育场馆设施去消费的可能性很小。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根深蒂固，也是制约场馆健身娱乐消费的原因之一。与我国欠发达地区不同的是，制约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主要原因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体育消费需求迅速增长与体育场地设施不足之间的矛盾（见表2）。场地设施的匮乏是导致社区居民不参加健身锻炼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居民对体育设施的消费需求也在迅速增长。到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1101美元/人［4］，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524元（合4361美元），大约排名世界第92位［5］。随着收入增加，中国正步入公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由对满足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但目前这些公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消费需求更为迫切。我国体育消费呈现较快的增长。一是我国人均GDP估计过低，应该乘以3倍；二是中国目前城乡间和地域间的消费水平差距特别大，中国体育消费持续增长，且连年超过经济增长速度，1994－1998年体育消费速度平均增长20％，中国体育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居民体育消费明显快于收入增长；三是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将越来越大，体育消费拓展的空间和发展速度越来越大［3］。目前中国的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大都市及周边辐射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已远远超过1000美元这个数字。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中国城市的57.5％降到2002年的37.9％，发展性、享受型消费在加速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休闲娱乐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城市居民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需求呈上升趋势，人们已经不满足消极的、大众化的体育活动，转而追求更加健康、有品质的体育休闲活动。据调查，2000年，四川乐山市人均消费支出达4752元，排名前5位的休闲方式依次为：看电视、健身、打牌、旅游、上网。其中体育健身娱乐的消费支出出现较快增长。2005年半年，我国部分城市人均体育消费达589元（远远超过2000年城乡居民家庭397元的平均消费水平），与体育场馆设施有关的人均消费为158元，其中北京、广州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分为874元、796元，居于前两位（见表3），体育设施的租赁、使用消费占有相当大的比率。根据上述现状，可认为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消费存在着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不足和发达地区需求无法满足两种并存状态。一方面，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需引导和鼓励欠发达地区逐步增加体育健身娱乐消费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地区，通过加大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改造以及在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有效供给。
体育场馆设施是一国发展体育市场和体育事业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实际的体育经营管理场所。因此，体育场馆设施的发展数量及服务质量对于体育场馆供给具有直接的推动性。我国兴建的大型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大多在召开各级运动会的筹备期间。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由国家基建费用专项开支。但受当时经济、技术条件的影响，我国体育场馆设施比较简陋，过于追求设施的规模，忽视了设施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体育场馆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1985年到1995年我国先后建造了1.5万人以上的体育场135个，3.0万人以上的30个。到2003年底，根据第五次场地普查数据，我国各类体育场地有850080个，累计投入场地建设资金1914.5亿元，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m2，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为148.15元。其中，标准体育场地547178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64.4%。标准体育场地历年累计投入的建设资金为1642.8亿元，占全国体育场地历年建设总投入的85.8%。在标准体育场地中，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等大型体育场馆共5680个，占标准体育场地总数的1.0%，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0.69%。在全国体育场地中，公益性体育场地786171个，占场地总数的96.81%，平均增长率为10.9%；经营性场地25946个，占场地总数的3.19%，平均增长率为19.7%，经营性质的场地投资占总投资的34.05%。近几年，社会资本注入体育设施建设，投资了一大批经营性体育场馆。在总数为786171的公益性体育场地中，对外开放或部分开放的体育场馆的共311121个，占到全国体育场馆的38.3％，总场地面积为372848620m2，人均仅有0.29m2。在经济成分上，公有经济的758253个，占公益性体育场馆的96.4％，非公有经济27919个，占公益性体育场馆的3.6％；在所属系统上，教育系统556117个，体育系统16385个，其他系统213670个，分别占到公益性体育场馆的70.7％、2.1％和21.2％；在参加活动人次上，412723个公益性体育场馆主要活动规模是500人次以下/周，占到公益性体育场馆的52.5％（见表4）。尽管纵向上与解放前相比，体育场馆设施的增长发展很快，但横向上每万人拥有的场地数量，特别是人均占有面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公共体育场馆设施总量不足的矛盾仍然很突出。体育场馆设施的不足直接导致开展体育经营活动的场所不足，向社会提供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能力较低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实现。从居民健身娱乐的需求上，可以了解制约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体育娱乐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有效供给不足，体现为产品结构和质量上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和多层次体育消费需求。欠发达地区制约因素是居民消费水平低与公共体育场馆价格较高之间的矛盾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供给整体数量上的不足还不能有效满足居民需求的现实。据此分析，从供给角度，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在整体上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的现象。
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人们在利益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利益矛盾，则是人类社会全部关系和生活的基础［5］。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公共利益”从消费上理解应该是不排他的利益。它有三个特点：1）公共利益是具有消费不排他性的相容性利益，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如洁净的空气、稳固的国防；2）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性，公共利益所具有的数量不能像私人利益那样被划分；3）公共利益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往往是维护公共利益也是维护个人利益，反之损害公共利益也会伤害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但是不能排除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公共利益也具有下面基本属性。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以上两种特性主要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但公共利益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同样，公共体育场馆也是体育公共利益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从纵向上来说，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产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所使用体育设施，以及在公海、南北极开展的体育活动所涉及的场地可以归类为全球性体育设施。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基础性体育设施建设，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体育设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体育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横向上，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体育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围绕场馆建设、营运的基础设施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有关公共体育设施的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3）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各种类型、不同消费层次体育健身娱乐项目设施。由此可见，公共体育场馆产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体育场馆的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它实际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多样性。这也是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探讨公共体育场馆多元供给模式，保证体育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1）体育场馆供给机制多元化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保证。从我国供给与需求存在的问题，说明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供给体制存在的自身缺陷。传统的城市公共体育场馆产品供给基本上是“一元”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下属的体育行政部门作为垄断者生产与提供体育公品，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中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约束性容易导致低效率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不能满足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的迅速发展。在上述背景和动力下，中国政府开始了公用体育场馆市场化的改革，政府希望借助市场化提高公用事业效率和规模、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同时为民间企业拓宽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供给正在从政府传统一元化供给模式向政府、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共同参与的多元化供给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原因主要由三个方面推动：一是政府作为传统的公品的生产与提供者在供给效率低下和有限财政压力下，体现供给能力不足。二是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多元所有制结构共存，这种变迁导致了市场经济的部门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不断生长，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条件。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公共利益的多元化、层次化对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提出了多元化的需求，体现着社会公共利益的诉求，也成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向多元化转变的重要动因。因此，要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公共体育场馆的公共利。